略论 “和”文化

中华文化，其根本者，和也。纵观古今，论述“和”文化，发其微言者不少。然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各异之社会实践，故一时代与一时代思想文化之殊异，然任何一时代文化诉求并未有变。近世学者阐述“和”文化，历代仁人之文化理想终得以大明于世。若能播布寰球，则为前所未有之盛事。
　　　　 《易·乾·文言》：“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，保合太和，乃利贞。首出庶物，万国咸宁。”此言定和之本也。学者莫不于此有所切。愚体贴近十载，于浏阳道吾山谒兴华禅寺时豁然大明。
　　　　其一，“和”之前提必有独立之主体。所谓“各正性命”，即生命之个体乃为“和”之主体，无“我”之个体之独立存在，则无“和”可言。此言承认个体生命独立之合法性﹑合理性，犹近代史学家陈寅恪孤心苦诣之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人格”。不同之主体，独立自存，不为另外一独立主体所凌侵。不同独立主体之存在，乃是“和”得以存在之前提。《老子》曰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。”此言万物之独立分殊，故能“冲气为和”。无“一” ﹑“二” ﹑“三”，则无“和”。《国语·郑语》：“（史伯）对曰：‘殆于必弊者也······去和而取同。夫和实生物，同则不继。以他平他谓之和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；若以同裨同，尽乃弃也。’”韦昭注：“和，谓可否相济。”《左传·昭公二十年》：“晏子对曰：‘据亦同也，焉得为和？’公曰：‘和与同异乎？’对曰：‘异。和如羹也，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，燀之以薪。宰夫和之，齐之以味，济而不及，······君臣亦然。君所谓可而有否焉，臣献其否以成其可；君所谓否而有可焉，臣献其可以去其否。’”《论语·子路》：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”此皆为注也。无矛盾对立之主体相互作用，“和”不可见也。西周末年，所谓“共和”，即为不同独立主体势力轮流执政，以共“和”天下。今言之，独立之主体承担个体生命之各项责任，不为外在意志之侵犯，亦不容外在客体剥夺主体之自由之意志。有此独立之主体，独然而无依傍，有自由之意志，则为真生命。即为“和”之必要前提。
　　　　其二，“和”，生也。《易》曰：“天地之大德曰生。” 此独立之生命“惟天之命，于穆不已”，鸢飞鱼跃，活泼泼，生生不息，一切皆“流”。譬如果核，一点生意，投之地，便会长出根苗来。揠苗助长，斯害仁也。独立之生命，至诚至圣，与两间功化同流。若此生命担荷其应有之“命”，扩而充之，可塞宇宙。
　　　　其三，“和”为“仁”。天地仁和，民胞物与，万物一体。仁者爱人。仁者，浩然正气也，生命主体养之而不为斧斤所伐。浏阳谭嗣同《仁学》之言毕也。故为学当首识仁体。夫“麻木不仁”，乃是有痹。故谢良佐云：“今人身体麻痹不知痛痒谓之不仁，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仁，言有生之意。推此，仁可见矣。”生命为仁，圆润通达，化育万象，成人成物成天地。为仁由己，独立之主体自我担荷，亦不为外在任何意志所左右。若网罗森严，残贼生命，可“冲决”网罗，革故鼎新，杀身成仁。故有历代“仁人”牺牲个体生命以身证仁。近代浏阳谭嗣同即为一例。
　　　　其四，“和”即为日新。“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，保合太和，乃利贞。”乾道健体，至诚无息。《大学》云：“汤之盘铭曰：‘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’康诰曰：‘作新民。’《诗》曰：‘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’”王船山《思问录·外篇》：“天地之德不易，而天地之化日新。”故日新谓盛德。天不新，何以生？地不新，何以运行？日月不新，何以光明？四时不新，何以寒暑发敛之迭更？草木不新，丰缛者歇矣；血气不新，经络者绝矣！故器新，道亦新。王船山《尚书引义·太甲二》：“夫性者生理也，日生则日成也。则 夫天命者，岂但初生之倾命之哉!” “习与性成者 ， 习成而性与成也。”“未成可成，已成可革。”化成自我及万物独立之主体，和也。命日新日日新，性日生日日生。未成可成，已成可革。个体独立之生命造化在我，“命”亦可革而不为外在意志剥夺其自由之权力。
　　　　其五，“和”以统同。《礼记·乐记》云：“乐统同，礼辨异。”既成之社会，无不有等级差序存在。故不得不有不同独立主体之存在，“礼”以辨其等差秩序，而“乐”以统其同。“异”，如《易经》之“时”、“位”。“同”，此即为和也。人与人之间虽有各种不同差别，然又有人之为人之共性，此即为人之异于禽兽之“几稀”。圣人通过“乐”以唤醒蕴藉于每一个人身心中之共性产生亲和，将人类凝聚起来以实现大同理想。“统同”得“和”之旨，见于《诗经》诸篇，学者不可不慎也。“和”“同”之终，即有差异而无等级。
　　　　其六，“和”为绝对自由。宋儒邵康节云：“学不至于乐，不足以谓之学也。”中华文化之根本在乎此也。何谓之“乐”，此“天人合一”之境，至真至善至美。“乐”，自由之境地也，犹德国哲学接黑格尔云美乃是人类之解放。或曰，“乐”﹑“和”为绝对无待之自由，独立主体之绝对超越。“和”无网罗之围剿，故无浏阳谭嗣同所言之“冲决”。“和”并非各适其性而得“和”，乃是一自由绝对之存在之境，为“和”之终结。
　　　　愚论“和”文化，藉旧籍以维新命，极玄乎而道中庸，转换创造，图于今日当下之思想革新。所谓担荷个体生命之责任，甚至于不惜以身证仁。此亦即“和”也。